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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法院、检察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排除一切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对司法的干预。

就本案而言，对于胡某某夫妇是否生育过的事实存在争议。他认为该见解至少是可争议的，而且对今后的学说和实务并不具普适性意义。

而39号文件规定是否生育为申请条件(2)的补充条件，因此明确排除了未生育夫妇具有申请资格。[12]参见黄卉：《论法学通说》，《北大法律评论》第12卷(2011年)第2辑，第336页。行政机关根据法律作出的决定可以由法院恰当地控制，但是基于裁量权作出的决定却不能得到很好的控制，因此这类决定也被看作是非法无效。只要公示期内有群众对胡某某夫妇生育事实提出异议，行政机关就驳回胡某某夫妇的申请，是推卸责任的草率做法。[19]参见日本最高法院判决，昭和31年4月13日，《民集》第10卷第4号，第397页。

See Colleen M. Flood, Lorne Sossin, Administrative law in Context, Toronto: Emond Montgomery Publication Limited, 2008, p. 285. [53]参见注[52]，p. 284. [54]参见注[52]，p. 204. [55]参见余凌云：《对行政机关滥用职权的司法审查——从若干判案看法院审理的偏好与问题》，《中国法学》2008年第1期，第32页。一方面，很难在法律决定和裁量性决定之间作出正确的区分。这是越过新民主主义阶段（或现今所确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违反中国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超前政策。

知识分子怕被指为崇拜西方的那一套，已经不敢放言民主和法治。  郭道晖，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研究室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研究部主任。执政党不止要看重立宪、修宪，更要切实行宪，依宪执政，依宪治国，这应是纪念54立宪应当得出的结论。下面只就其大者，略述一二。

受一边倒国策的规限，除以俄为师外，执政者不愿接受欧美那一套，以致54宪法并未能完全反映真实的民意，而留下不少遗憾参见夏立军、陈信元：市场化进程、国企改革策略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内生决定，载《经济研究》2007年第7期。

依照民主立国原则以及从中衍生的法律保留原则，此类行政权力不应由行政机关自我设定、自我授予，而应由代议机关（亦即人民的代表机关）确定。那么，为什么《行政许可法》的努力未见成功？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的深化至今不能按照法治方式进行？欲究个中原因，回顾和检视行政审批改革的直接指向，以及《行政许可法》规制行政审批及其改革的方案，仍不失其必要性。具体措施包括：一是升格，把原来的核准项升格为审批项，然后再从审批降为核准，看起来审批的项目减了不少。崔卓兰、刘福元：行政自制——探索行政法理论视野之拓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8年第3期。

研究计划和议程设置之后，行政改革委员会可以自行展开研究，也可以委托委员会以外的专家展开研究。这在中国法律体系中是破天荒的、史无前例的。有的部门甚至将原来只是登记一下的事项，也作为审批项目上报。若成熟的市场机制可以替代政府的事前审批，后者自然没有保留或创设的理由。

更何况，行政审批改革被广泛喻为政府的自我革命，核心在于斩断政府过多伸向经济、社会的权力触须。[15]且不论餐饮企业在工商部门取得经营执照之前是否确需另外的事前审批才能保障餐饮企业持续的就餐卫生与食品安全，事后监管是否更合适、更有效，仅就这两项审批的并存而言，其合理与否显然是可争议的。

至于非行政机关的社会组织在自律管理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或争议，可以通过相应的国家法律、政府间接监督以及社会组织自定之法予以解决。[30] 审批转移给行业组织，但这些社会组织能否真正自律？目前一些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明显，被称为‘二政府，成为退休官员养老之地，甚至配合某些部门进行权力寻租。

崔卓兰、刘福元：行政自制之可能性分析，载《法律科学》2009年第6期。丁茂战主编：《我国政府行政审批治理制度改革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第127页。法律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就从行政系统内部和外部两方面着手，打造适应中国阶段性铺开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行政体系和过程，[36]并且不断地进行调适。但是，行政审批改革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体制改革，却是普遍共识。政府把它当作附庸，企业认为它毫无用处，就连行业协会自己也不敢高看自己。如此，行政审批又怎么会轻易从政府转移给社会？[28] 更值得警惕的是，中国当下的许多社会组织，尤其是经济领域的行业协会，与政府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瓜葛，其名义上自治，实际上却在相当程度上受控于政府。

后者规定：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未经法律规定的审批部门审查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该项目审批部门不得批准其建设，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这已经成为未根除的运动化、形式化痼疾之症状。

（一）政府与市场 针对市场主体行动的审批，无疑是政府对市场实施直接干预的手段之一。  一、问题：运动化、形式化痼疾犹在 现下最近一轮的行政审批改革，[1]在上届和本届中央政府的强力推动之下，一时成风起云涌之势，通过媒体频频出入于公众视野，且尚未表现出减弱的迹象。

从事食品生产、食品流通、餐饮服务，应当依法取得食品生产许可、食品流通许可、餐饮服务许可。这也是当地的戏称在法上的依据。

[27]虽然这样的经济结构本身并不意味着行政审批大量存在的必然性，但是，传统思维仍然会让相关行政部门习惯性地以行政审批对国企或公私混合企业实行管理和控制。5、试验改革的授权制度。可是，包括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务院、较大市以上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省级人民政府在内的设定主体，以及未得到法律赋权的其他主体，若不能严格依法确定行政审批必要与否，或者不愿意放松行政审批，或者偷梁换柱地滥设行政审批，《行政许可法》并未确立任何及时、有效的矫正机制。[41] 参见余凌云：部门行政法的发展与建构——以警察（行政）法学为个案的分析，载《法学家》2006年第5期。

简单举例一方面意在表明其含义尚未定型，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其蕴涵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可能是有益于此处问题解决的。自律的内在缺陷容易让人联想到作为矫正违法、解决纠纷重要机制的司法。

如果6、7年尚可算作可能发生重大变化的合理期间，那么，2年时间是无论如何让人难以接受是合理期间的。至于行政体系内部如何组织架构，才更有利于既实现行政治理的任务，又可防止行政权失位、越位或错位，则处于行政法学常规视野的盲区，此其三。

这无疑在《行政许可法》生效施行（2004年7月1日）之后。（二）政府与社会 《行政许可法》第13条第（三）项涉及政府与社会在公共事务管理上的分工。

一讲行政管理，就要审批[12]的思维习惯还在作祟，行政审批事项在数量上仍然难脱减少—增加—再减少—再增加的循环。此类事项也是非行政许可审批概念可以正当适用的情形。甚至在对GDP贡献率达15%的外国投资企业中亦不例外。该决定授权广东、上海自贸区进行为期三年的试验，若证明可行，就会修改完善有关法律。

尤其是，建议可以在网络上提交，且该网络向社会开放，允许任何个人在建议上签名附议。[10]该法被寄予的目标十分明确，即巩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成果，履行我国对外承诺，进一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25] 政府干预与为部门或官员谋利经常是交织在一起。崔卓兰、刘福元：行政自制理念的实践机制：行政内部分权，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3期。

而对于所有建议的处理情况，行政改革委员会应该通过年度, 或专题行政改革研究报告或者其他形式，向社会公开说明。第三，即便假设间接审查的请求被提出，自由主义倾向的标准本身具有模糊性、政策性、复杂性，势必会使法院更多尊重设定主体的选择，而不是以司法判断替代他们的判断。